一
午后的微风吹拂着母亲，也吹拂着我。尽管烈日像个巨大的火球，还在不停地往外喷火，可我一点儿也没觉得热。道路两旁的白杨，形成一条连绵不绝的树荫的屏障，遮蔽了明晃晃的日头。母亲说：“三叔已经提前打了窝，晚上的鱼够不够吃，全看你本事如何。”
母亲说的，我当然知道。三叔在微信里都说过了。“真是不巧，小伟，”我按开语音，就听见三叔抱歉地解释，“下午县里的农技员有个讲座，专门讲鱼病的预防与治疗，我就不能陪你钓鱼啦。”三叔的语气，反倒让我有点不好意思。我大大咧咧地告诉他，作为村里的致富典型，学习技术才是硬道理，钓鱼嘛，不过小事一桩而已。我从十五岁开始外出读书，或许在三叔眼里，我还是那个没有长大的少年。
在长辈眼里，我总是长不大。栽种这些白杨的时候，我刚满十岁。受书法和冰棍的诱惑，我先后成为父亲和三叔的忠实跟班。父亲是村里唯一的画匠，写标语的任务，就责无旁贷地落到他的头上。作为父亲的儿子，我满心欢喜地接到了一个提桶的差事。桶里装的是白灰。每到一面土墙，父亲不说话，我就继续往前走，父亲说停，我就像一匹听话的小驴驹一样，立马收住脚步。父亲先在墙上刷白灰，等墙皮干透，才不慌不忙地掏出砚台和一支硕大的毛笔，继而开始笔走龙蛇。当时我以为写字也是一门遗传的技艺，没来由地兴奋了很久。我甚至在梦里大笔一挥，写下“要想富，多栽树”和“植树造林，利在当代，功在千秋”。要想富，多栽树。但要想栽树，首先就得挖坑。挖坑是一个可以挣钱的美差。三叔在村主任面前软磨硬泡，终于分到十个树坑的名额。我如法炮制，从三叔手里抢到其中两个。那个植树节，我第一次将双手磨出了水泡，从三叔兜里挣走两块钱。在校门口，我和邻村那个冰棍贩子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之际，手上的水泡已经变成了厚厚的老茧。两毛钱一根的红糖冰棍，成了我儿时最甜蜜的记忆。
母亲走得不疾不徐，约等于散步。当年碗口一般粗的树干，已经年复一年地长成了粗壮的水桶。我亲手栽下的两棵白杨，想必认出了我，但我始终无法找到它们。意识到这一点，我不禁有些伤感。随着母亲的扭动，我面前出现了一汪微微起伏的水面。出门时，母亲特意换了一件长裙——时下流行的莫兰迪色系中的静谧蓝，让母亲年轻了不少。我每次回来，母亲都要做好吃的、穿新衣服，搞得仿佛过年一样。
把我带到鱼塘，母亲就先回去了。她要回去准备晚饭，像过年一样的晚饭，时间当然捉襟见肘。再一次注视着母亲的背影时，我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母亲的腰杆没那么挺拔了，头发的颜色也有了层次——黑的，灰的，白的，混杂在一起，互相渗透，敌我难分。母亲回头一笑，布满皱纹的脸庞，像极了阳光下暴晒的杏干或枣子。
成年以后，我走在母亲身后的机会就越来越少了。不知不觉地，母亲成了我的跟班。我经常跟在母亲屁股后面，忐忑不安地等候一场雷霆之怒，还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。
二
那些夏天，我们不是在捞鱼，就是在去捞鱼的路上。毫无疑问，“我们”不是一个固定组合。但几乎每次，与我结伴同行的“捞友”，都少不了磊磊和建军。捞到鱼时，我们有福同享；挨打挨骂，我们有难同当。有那么好几个暑假，我们三人都如胶似漆地黏糊在一起，自比《三国演义》里的刘备关羽张飞，令大人们头疼不已。
在家里，母亲是绝对权威。她的机关枪里，装满了怨愤的子弹，时而突突父亲，时而调转枪口向我扫射。“你这个小东西呀，就会逮山雀、摸圪灵，”母亲常常恨铁不成钢地说我，“一点儿也不学好。”母亲的唠叨，我顶多接受一半。尽管班里只有七八个同学，但我这个小东西，成绩一直稳定在前两名，怎么能叫不学好呢？上蹿下跳倒是真的。我和磊磊、建军，活跃于村庄周围的林间与沟壑，那些小小的飞禽走兽见了我们，就像遇见老虎一样惊恐，恨不得多长一双翅膀、多生两条腿。
我们通常围捕的两种小动物，名叫“半子”和“圪灵”。许多年以后，我也没能搞清楚，半子到底是不是鹌鹑，圪灵究竟是不是松鼠。不论叫个啥，遇到我们，它们只能自认倒霉。在我们的围追堵截之下，圪灵一般会逃上杏树。事实上，它逃到天上也没用。它刚蹿上树，磊磊就像尾巴似的跳了上去。随便它躲在哪一根树枝，磊磊都能迅速定位，并不停地摇晃，而我和建军，早已在树下张开一件上衣，眼巴巴地等它掉下来。有时候，我们会将刚刚逮到的圪灵放掉。你只要问为什么，我敢保证你是个城里人。成年圪灵绝对不会束手就擒，它们不但会激烈地上蹿下跳，而且还会咬伤你的手指。逮到小圪灵，我和磊磊、建军就把绳子拴在它们脖子上，继而大摇大摆地招摇过市。我们用右手提住绳子的另一头，统一把圪灵装进衬衫左边的口袋里，外面倒竖着一条毛茸茸的大尾巴。村里人总会好奇地问：
“小伟，你们口袋里是啥？”
“你猜！”
“咬人吗？”
“你猜！”
等吊足了胃口，我们才把圪灵掏出来。那个小家伙，一会儿在我的裤腰上倒挂，一会儿在我的肩膀上金鸡独立，为我赚足了眼球。海川和飞机羡慕地望着我们，想要玩一玩，我们却把圪灵塞回口袋：“有本事自己去逮。”磊磊会爬树，建军跑得快，而我，鬼点子最多。逮圪灵的种种手段，就是我首先想出来的。看着海川和飞机远去的背影，我就知道他们没本事。放眼整个村里，也只有我和磊磊、建军，才能组成如此完美的黄金搭档。
除了逮半子和圪灵，我们还逮住过一只鹞子和一只小獾子。要是当年就有微信，我们肯定会在朋友圈显摆一下。但当时，我们觉得无趣，刚逮住就把它们放生了。越到后来，我越觉得，让生活充满乐趣，是一件十分艰难的事情。为了寻找乐趣，我们甚至抓过壁虎和蛇，从土里挖出过蝎子和蚁狮。随着手艺的纯熟，逮圪灵变得越来越容易。为了增加难度，我们学着电视里的诸葛亮，对到手的圪灵进行了七擒七纵。因为脖子上拴了绳，我们完全可以确认，被反复逮住的逮圪灵，正是被反复放走的那一只。
如果我们一直沉浸在七擒七纵的游戏里，或许就不会下大河捞鱼。如果不下大河捞鱼，后面的悲剧就不会发生。但那个时候，我们实在是无聊透顶。这种无聊，有一种独孤求败的悲壮。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几乎被我们逮遍了，还有什么能够引起我们的兴趣？这个时候，我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大河。
“我们去大河捞鱼吧。”
我和磊磊、建军，仿佛心有灵犀。谁也没有提前暗示过什么，但我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喊了出来。
三
从我们村出发，步行一公里，到达108国道；再步行一公里，碧波荡漾的大河便呈现在眼前。这条河名叫滹沱河——在村里人看来，那是一个相当生僻的名称，口头交流中，他们更乐意称之为大河。有的人口齿不清，比如磊磊，在他嘴里，滹沱河就变成了糊涂河。
滹沱河两岸，有数不清的河汊和水渠。我们捞鱼，多半就在那些水草丰茂的河汊里进行。水草的缝隙之中，游动着成群结队的鲫鱼或草鱼，也可能是别的什么鱼，我对这些完全没有概念。因为身体扁扁的缘故，在村里，它们被统一命名为“板鱼”。我和磊磊、建军，在陆地上所向披靡，甚至能逮住鹞子和獾子，但下到水里，突然就不灵验了。前一分钟，我们三个还是志得意满的刘关张；下一分钟，我们就成了曹操那些不习水战的北方士兵。“糊涂河的鱼，一点也不糊涂。”提着空空如也的水桶，磊磊无比沮丧地说，“相反，它们聪明得很。”
建军忍不住纠正道：“是滹沱河，不是糊涂河。”
“我说的就是糊涂河！”
对于建军和磊磊的争论，我内心充满了鄙视。我们的目的是捞鱼，哪里用得着管它是聪明河还是糊涂河？我从磊磊手里夺过筛子，伸进水底后，又贴着水草迅速端起，来了一个海底捞月。筛子里，果然翻动着几条泥鳅。尽管没有捞到板鱼，我还是特别开心。我翻开筛底的浮萍，捏起一条水蛭，朝磊磊和建军中间扔去。他们嘴里叫着“哎呀妈呀”，脚底一滑，双双掉进水里。
海川和飞机追着圪灵到处乱跑的时候，我和磊磊、建军已经将战场转移到了河里。我们几乎每天都去，却总是去不腻。红红的日头照旧瞄准我们的身体，但成群结队的板鱼照旧安慰了我们。
父亲去南方打工，要临近春节才能回来。姐姐自从上了初中，不论周末还是假期，总是像个菩萨似的端坐在窗台前苦读。母亲要下地干农活，还要操持没完没了的家务，自然无暇顾及我这个“害虫”。每次从大河返回，我都蹑手蹑脚的，不像从前总爱风风火火地喊一声：“妈，你猜我逮住几只圪灵？”
那是我的小秘密，就连姐姐都不知道。在耳房的窗台上，我放着一个罐头瓶，里面养着三条泥鳅。耳房背光，白天进去，仿佛进了电影院。即便如此，我还是将窗帘拉上一截，免得它在灯光下真相大白。
“你这个小东西呀，就会逮山雀、摸圪灵，”我一进门，母亲又开始老生常谈，“一点儿也不学好。”我尴尬地笑笑，心想，我这个小东西，早就不逮山雀和圪灵了。改天捞几条大板鱼，给母亲补补身子，顺便给菩萨姐姐补补脑子。
我去大河捞鱼的秘密，母亲终究还是知道了。毫无疑问，这是有人告密的结果。告密者是谁？姐姐有嫌疑，从河汊到108国道、从108国道再到村里，我遇到的每一个人都有嫌疑。那天运气不错，没多大一会儿工夫，我和磊磊、建军就捞到五六条板鱼，其中一条，竟然有五指并拢那么宽。我们正在为五指宽欢呼，远处停住一辆自行车，一个戴草帽的人影大步流星地向我们走来。“看样子，”磊磊说，“像是银梅。”建军看看我，然后狠狠地白了磊磊一眼：“没大没小的，银梅不是小伟的娘么？”
不是我娘还能是谁？我原本想着逮住大鱼回家先斩后奏，到时候就说，捞鱼不是瞎胡闹，而是为了给姐姐补脑子。母亲一向把读书看得神圣，我多半能够逢凶化吉。然而现在，草帽下的人影气势汹汹地走过来，没等我辩解，就一脚踹翻了水桶。磊磊的板鱼，建军的板鱼，还有我的五指宽的板鱼，统统滑进河汊，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
母亲推着自行车走在前面，我们几个耷拉着脑袋跟在后面。母亲并没有批评我，但刚才那一脚，足以说明她的态度。母亲把草帽戴在我头上，然后扫视了我们几秒钟：“大河里前几天才淹死人，你们不知道吗？”我当然知道。河里几乎每年都要死人，但我和他们不一样。我会狗刨，也会扎猛子。这是我心里想的，当然没敢说出口。磊磊把筛子递给我时，我才猛然想起母亲今天要用筛子。我不禁有点佩服母亲——她仅凭一个失踪的筛子，就顺藤摸瓜，把我从河滩里揪了回来，让我对圪灵的七擒七纵黯然失色。
从前母亲说知识就是力量，我不但不信，还要抬杠。被母亲揪回来以后，我摇身一变，成为知识的信徒，而且深信不疑。为了减轻母亲的担忧，我讲我的水性如何如何好，讲我多久多久才去一次，几乎磨破了嘴皮。端坐在窗台前的姐姐，手里捧着地理课本的姐姐，先给母亲分析了干流与支流的关系，然后胸有成竹地说：“小伟他们只要不下大河，就在旁边的河汊捞鱼，应该没啥危险。”姐姐讲完，我看见母亲额头的疙瘩，一下子就解开了。
姐姐的知识解救了我，我一定要捞几条五指宽的板鱼，好好地给她补补脑子，让她学习更多的知识。
四
母亲终于同意我去捞鱼了，但条件颇为苛刻。我将母亲的车轱辘话归纳了一下，主要包括三条：第一，每周最多去一次；第二，只准去河汊，不许去大河；第三，其余时间尽量在家写作业。如果还有第四条，那就是一旦违反前两条，捞鱼活动便从近在咫尺的现实变成遥不可及的梦想。
母亲的不平等条约，我当然全盘接受。为了表示诚意，我甚至与她拉钩保证。母亲大概认为拉钩对小孩有一定约束力，笨拙地勾住我的小指，与我拇指相碰。拉钩后的第一个星期，我果然只去捞了一次鱼。几条板鱼不足两指宽，对我毫无意义，我将它们分给磊磊和建军。他俩谢都没谢我一声，就争相表示自己出力更多，应该得到最大的那一条。
熬到第二个星期，我开始觉得度日如年。为了尽快捞到大鱼，我偷偷地增加了去大河的次数。由于心有愧疚，我牢牢地遵守着“只在河汊捞鱼”的约定。河汊里就有五指宽的板鱼，对我来说，足够了。
我约着磊磊和建军，偷偷地多去了好几次大河，母亲都没有发现。我像没有猫儿关注的老鼠一样，逐渐大胆起来。我小伟刘备，磊磊关羽，建军张飞，还有我们的兵器——水桶和筛子，都太招摇了。我们三人前往大河，声势浩大得仿佛千军万马奔赴战场。我们并没有招兵买马，快到108国道时，才发现队伍里多出一个人来。小宝的隐蔽工作做得很好，他一直穿行在路旁的玉米地里，以至于尾随了一路，我们都没有察觉。
小宝是三叔的儿子，比我小一岁。即便如此，我依然不同意他加入我们的队伍。但事已至此，我总不能把他赶回去。要是他趁机回去告状，盛怒之下的母亲肯定会把我的头按进肚子里。小宝自告奋勇地帮忙拿了水桶和筛子，立马获得磊磊和建军的好感。小宝这家伙，得寸进尺，蹬鼻子上脸，没等我分配角色，他就喊着“呔呔呔”和“啊呀呀”，给自己分配了一个赵子龙。
赵子龙大概是个扫把星。他刚刚加入进来，我们就遇到了狗日的峻彪。对我们而言，峻彪不是别人，只能是该死的曹操。
峻彪不认识我，但我却认识他。不光我，方圆十几里，有谁不认识大名鼎鼎的峻彪呢？峻彪不是我们村的，但他的“光荣事迹”我们早已耳熟能详。他给校长的抽屉里放青蛙，从小卖部偷烟，考试作弊被发现，带着试卷跑出考场，据说把监考老师的脸都吓白了……
我和磊磊、建军，还有小宝，怀着满载而归的喜悦走出河汊。刚走进旁边的一片树林，峻彪就带着七八个黑黑壮壮的男孩围住了我们。我瞟见峻彪很有派头地挥了挥手，旁边一个梳着分头的家伙就靠过来，手里握着一根木棒，围住我们转了好几圈。我的双腿不由得抖动起来。幸亏刚才集体撒了尿，否则，说不定就有人尿裤裆。“要鱼还是要命！”分头突然吼了一嗓子，把我们都吓了一大跳。我假装镇定，但明显中气不足，我说：“都要……”刚说出两个字，峻彪的巴掌就带着一股风拍过来。连续好几天，我的耳朵都嗡嗡直响，仿佛有人在里面放了一个马蜂窝。有了我的前车之鉴，磊磊和建军都不敢啃声。分头将木棒插在腰后，正准备夺走水桶时，小宝突然拦住他。小宝的强硬，令分头始料未及，就连峻彪脸上，也掠过一丝吃惊的表情。
分头刚刚抽出木棒，就被小宝一脚踹飞。分头趔趄着退后，峻彪又扑了上来。峻彪死死地掐住小宝的脖子，不断地缩小两只手围成的圆圈。我看到小宝的脸涨得红红的。我还看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小宝的右手里多了一把飞刀。飞刀已经脱离了刀鞘，在日头下闪烁着耀眼的光芒。
尽管飞刀比原先多了一个刀鞘，我还是一眼认了出来——这是我去年送给小宝的生日礼物。去年此时，我还没有想到捞鱼，甚至没有开始迷恋圪灵，我乐此不疲的游戏，就是做飞刀。关羽的武器叫作青龙偃月刀，张飞的武器叫作丈八蛇矛，我的武器，被命名为“小伟飞刀”。国道旁边就是京原线，每天，都有无数趟火车轰隆轰隆地疾驰而过。我从家里拿来最长的铁钉，放在铁轨上，等火车开过去，铁钉就成了一把粗糙的飞刀。我在石头上将飞刀磨出利刃，并用木头做了一个刀柄。捏着刀柄往出甩，飞刀在空中画出一个漂亮的弧线，然后一百八十度转体，刀尖总能稳稳地扎进树干。
眨眼间，峻彪的小弟已四散逃窜。我和磊磊、建军，怔怔地注视着小宝。小宝像是被施了魔法，呆若木鸡地立在原地。他的手里，还攥着我送给他的飞刀；飞刀的刀尖上，峻彪大腿上的鲜血，正一滴一滴地往下掉。
五
峻彪和小宝，说不清谁更幸运，或者，谁更不幸。
三叔说，如果小宝的飞刀再偏那么一点，峻彪就成了死人，小宝顺理成章就成了杀人犯。至少在最初那几年，这件事彻底改变了两家人的命运。
为了支付峻彪的医药费和住院费，三叔拿出了所有的积蓄，并欠下一屁股外债。三婶说，要不是为了小宝和小玲，她早就跑回四川老家了。小宝原来整天叽叽喳喳，聒噪得像只麻雀，突然之间变得沉默寡言起来。峻彪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——自从被刺以后，他不再捉弄老师，也不再偷鸡摸狗，仿佛一夜之间破茧成蝶，成为远近闻名的学霸。
三叔年复一年地还债，又没什么经济来源，前些年被精准识别为贫困户。小宝高中毕业后，和三叔一起养过猪、养过羊，都因为缺乏技术而失败。自从承包鱼塘养鱼，日子才开始红火起来。母亲曾经讲过，三叔承包鱼塘的主意，还是峻彪想出来的。
那天晚上，三叔正和小宝商量，要不要一起去哪里打工。三叔刚刚否定了太原和西安，正提出杭州或成都的时候，市上派到村里的“第一书记”敲门而入。第一书记身后，跟着县里派来驻村的农技员。农技员坐到炕上时，三叔和小宝顿时张大了嘴巴——这个戴着黑框眼镜、毕业于农业大学的、斯斯文文的年轻人，居然是峻彪。起初，小宝还有些尴尬，毕竟因为自己的失手，制造了一起终身残疾事件。后来熟悉以后，峻彪曾真诚地表示，小宝的飞刀，对他的灵魂进行了救赎。峻彪说，要不是小宝，他肯定会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，即便不是囚犯，也是人见人烦的过街老鼠。
在峻彪的帮助下，三叔的鱼塘逐渐走上轨道。短短几年间，三叔不但摆脱了贫困，还成为报纸上宣传的致富能手。峻彪对三叔说，鱼塘旁边的几亩湿地，还可以引进滹沱河水，种上荷花，发展乡村旅游业。峻彪还说，等旅游业搞起来，还可以开个农家乐，甚至可以开发民宿。
尽管我钓鱼钓得心不在焉，水桶里依然游动着好几条鲫鱼。谁说不能一心二用？哈哈。我正自鸣得意的时候，三叔和小宝走了过来。他们旁边，还有一位戴着黑框眼镜的年轻人。“好久不见，小伟。”年轻人一瘸一拐的样子，让我立马就猜到来者何人。我起身迎过去，喊了一声：“峻彪……”
虽然我明天就要乘坐动车返回单位，但今晚必须一醉方休。听说磊磊和建军承包了村里三百亩玉米，我得把他们一起叫过来。这样一来，我们的队伍就齐了。我这个刘备，得好好听一听关羽和张飞的故事，听一听曹操和赵子龙的故事。关于他们的事迹，我大多都是道听途说。现在，我终于把他们聚在了一起。我得好好听一听，我离开家乡的这些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。
